葡人入据和“租居”澳门

从15世纪初起，为了寻求黄金与香料，以及找寻传说中的居住在东方的基督教王约翰及其王国，葡萄牙人在国家政权的推动和支持下，开始了以探索东方航路为主要内容的海外扩张活动。明朝正德九年（1514年），葡萄牙人首次出现在中国南海之滨，欧维士（JorgeAlvares）乘船抵达广东东莞县的屯门（现在香港境内）进行香料贸易。

早期来华的葡萄牙人采用暴力手段进行殖民掠夺，不可避免地与明朝政府发生了军事冲突。16世纪初，明朝军队先后在屯门之役、新会西草湾之役和双屿港之役打败葡萄牙人。这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国力强大，不能轻易用武力征服，因而改用行贿等手段，以求在中国沿海取得立足之地。

“嘉靖三十二年，舶夷趋濠镜者，托言舟触风涛缝裂，水湿贡物，愿暂借地晾晒。海道副使汪柏行徇贿许之，时仅篷累数十间，后工商牟奸利者，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，若聚落然。自是诸澳俱废，濠镜独为舶薮矣。”（《广东通志》卷六九《外志·澳门》）

1572年，葡人通事贡萨尔维斯（PedroCrongalres）前来向海道副使送礼，谈及葡人又带500两来交纳地租。由于当时有其他官员在座，海道副使便说，这笔款是交国库的，从此开始了葡萄牙人公开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的历史。澳葡由原来无地租变为每年正式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500两，是澳门领土属于中国的明证。葡人从最初直到1848年一直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，正是对中国在澳门的主权的承认。地租银的形成和规范化，还说明广东官府在事实上已承认居澳葡人的“租居”地位。

在葡人“租居”澳门的270多年内，明清政府对其采取“建城设官而县治之”的方针，设置管理澳门的机构和官吏，制订有关法规，严加军事防范，派遣政府要员巡视，行使中国对澳门的主权。

明朝政府在澳门设有提调、备倭、巡缉等官员，这些官员统称“守澳官”。澳门的主要行政司法等职能，则由香山县知县主管。他对居澳中外居民具有非常广泛的管辖权。雍正八年（1730年），两广总督郝玉麟等奏请设香山县丞一员，作为分防澳门县丞。乾隆九年（1744年），清政府将肇庆府同知改设为广州海防军民同知，通称澳门同知，移驻前山寨。至此，以澳门同知为最高实际负责官员，与香山知县及县丞互相协调，共同管理澳门事务，构成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管治澳门的体制。

在关税征收方面，康熙年间，清政府在澳门设立粤海关监督行台，作为粤海关监督巡视澳门驻扎之所。其后澳门作为海关属下的七处总口之一，下辖关闸、大码头、南湾和娘妈阁四小口，居于与省城大关总口同等重要的地位。

明清两代政府根据澳门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，制订了多个具有法规性质的章程和条例，责成租居澳门的葡萄牙人遵守。在行使司法审判权方面，中外居民之间的纠纷，乃至刑事方面的案件，亦由中国官吏依照中国法律审理裁决，并饬令澳葡当局遵照执行。

除依据法规对居澳葡人实行日常管理外，为防止澳门葡人哗变，明清政府还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。万历二年（公元1574年），明朝政府在扼守澳门与香山县咽喉的地方莲花茎建立关闸。关闸为中国传统的古城楼建筑，中间有一道大门，有中国官兵把守，规定时间开放，以便利彼此间交易。

数百年间明清多位封疆大吏巡阅澳门，传达了中央政府对在澳葡人的政策，并处理重大问题，显示了中国政府对澳门主权的拥有。1839年9月3日，钦差大臣林则徐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巡阅澳门，可以说是明清官员巡阅澳门的高潮。

对澳门的葡萄牙居留地，明清政府在行使中国的管治权的同时，默许葡人有一定的自治权利。居澳葡人在遵守中国法律、接受中国官吏管治的前提下，按照古希腊城邦、西欧中世纪自治城市以及葡属海外领地自治的传统，设立具有行政、司法、财政等职能的自治机构议事会，在其管辖的范围内管理葡人的内部事务，实行葡式的政治法律制度，并由葡萄牙政府和葡属印度政府核准这种自治权利。